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时光洗礼，内蒙古艺术学院迎来了她五十华诞。在庆祝建院五十周年的欢乐日子里，作为1960届学院首届美术班毕业的一名学生，回眸当年校园内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一人一事，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，令人感怀，令人难忘。

艰难岁月与激情年代

1939年9月，我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个贫苦的服务业者家庭，父母都是诚实善良的手艺人（给人理发）。多年来，他们依靠微薄的收入，养活着我们姊妹6人。我作为6个孩子中的老大，从小就饱偿了家庭的困苦和旧社会的黑暗。10岁那年，新中国诞生后，才使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，获得了彻底解放，也使我们这些出生于贫苦家庭的孩子有了上学和接受教育的机会。1952年9月，也就是在我12周岁那年，我走进了通辽市明仁小学接受初级教育。1960年初中毕业后，正好赶上内蒙古艺术学院到通辽招生，我经过严格考试，和另外3个同学一起被学院美术班录取。

事后得知，早在1960年初，自治区政府为培养民族艺术人才，决定由内蒙古艺术学院组建一个美术班，并在全区招收28名学生。而我作为一个年龄偏大的初中毕业生，有幸成为这28名学生中的一员。

当时，我们这个美术班，在全部在校学生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班。全班平均年龄20岁，其中年龄最大的25岁。由于当时学习任务重，办学条件差，尤其是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，物质生活极度匮乏。所以开学不久，便有部分同学被淘汰，还有几个同学响应国家号召，应征入伍，最后全班只剩下了18个学生。

记得当时学院的院长是宝音达赖老师，我们的班主任是乌勒格老师。我们所学的专业为舞台美术设计。美术课开设的课程有：基础课、素描、色彩（水粉、油画）、国画。授课老师为乌勒格（班主任）、桑吉雅（科主任）、伍长治、李天际。舞台设计课开设的课程有：舞台设计、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绘景、灯光等。授课老师为那木吉勒、鲁林宝和费惠芝。所有这些给我们授课的老师，均毕业于全国不同的艺术院校，他们年富力强，才华横溢，为培养我们这批学生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加上西方大国的刻意封锁和苏联“老大哥”的反目成仇，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和严峻考验。为缓解财政压力，当时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合并或裁撤一部分艺术院校，其中新疆艺术学校、延边艺术学校和郑州艺术学院被撤销。刚刚组建3年的内蒙古艺术学院也面临着是保留还是被砍掉的两难选择。关键时刻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和文化厅厅长布赫，高瞻远瞩，从培养民族艺术人才的高度着眼，力排众议，才使内蒙古艺术学院得以保留了下来。

但必竟学院才组建3年，各种基础设施尚不健全，加上特殊的困难年代，注定使这们这批学生经历了更多的困苦和磨难。记得刚入学时，整个学院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和宿舍，女同学们都被安排住进了学院一个老式大礼堂内的木地板上，晚上睡觉就是一个大通铺，一个挨着一个。虽然当时冬天的气温在零下摄氏三十多度，大礼堂的墙壁也是四面透风，但大伙儿挤在一起，似乎并不感到特别寒冷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并为即将开始的校园生活而激动不已。

记得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课，就是和老师们一起动手拓土坯，然后又自己动手砌墙建屋，并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建起了一排排窑洞式的平房宿舍。但由于当时生活困难，虽然有了宿舍，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，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，使宿舍的顶棚上凝结了厚厚一层白花花的冰霜，早晨起来洗漱时，毛巾和牙刷都冻结在一起。一日三餐更是清汤寡水。每人每月的口粮不足15公斤，早餐每人一碗莜面糊糊，半个苞谷面窝头；午餐是4俩馒头，半分青菜，一碗菜汤；晚餐则是一碗稀面条加点苞菜或土豆丝。由于每顿饭都吃不饱，所以每顿饭不到开饭时间，我们就饿得心里发慌。记得当时学院为了给学生们充饥，曾组织一些职工到百余公里外的草原上打黄羊，然后就煮给学生们吃。说实话，黄羊肉又腥又膻，吃起来难以下咽。但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又腥又膻的黄羊肉，真是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了。

在校期间，曾有很多轶人轶事令人难忘。比如每周的学习课都排得很满，除去理论课，还安排了许多野外写生课，我们或上山或到乡下去写生时，往往一走就是几十公里的路，同学们在一起，既有一路欢歌的快乐时光，也时常被饥饿折磨得头昏眼花。有时为减缓一些饥饿带来的痛苦，个别同学还作过 “梁上君子”，像美术班的包长禄、高金山和柏银昌同学，就曾在夜深人静时，偷偷跑到老乡的庄稼地里去拔萝卜、摘辣椒叶子吃。记得有一年寒假，顾德青同学回海拉尔家乡过年，返校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，路上冷饿交加，加上衣衫不整，又不修边福，在呼和浩特站下车后，竟被车站稽查队当成“氓流”给抓了起来，后经学院派人交涉，稽查队才把他放回学校。

在那个年代，食物奇缺，同学们时常为能弄到一点儿吃的而费尽心思。有的同学为“填饱肚子”，就到商店里买豆瓣酱冲水喝，时间一长，便全身浮肿，有很多同学都因为忍饥挨饿而落下了胃病，我现在尚没有治愈的胃溃疡，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。

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尽管学院的生活十分艰苦，但师生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纯真的友谊和无私的关爱。记得当时高年级的同学主动新入校的同学进行辅导，还经常背着他们到数十公里外的乡村参观学习。尤其是同学之间，不分班级，不分年龄，不分性别，都亲如兄妹；老师更像父母亲那样，关心我们，教诲我们，偌大的校园，千余名师生，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，彼此关爱，和睦相处……

如今整整五十年过去了，现在的内蒙古艺术学院，经过全体教职员工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，往日简陋的校园，已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园林式艺术殿堂。这里教学设施完备，育人理念先进，专业门类齐全，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已达数千人。数十年来，母校先后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艺术人才，且大都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。我为母校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自豪，亦为我曾是这里的一员感到骄傲。

个人经历与艺术成果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不管是做人，还是作画，我始终把屈原这两句诗，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。就我本人而言，回想这数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作画感悟，可总结为四个第一：一是1960年在全自治区，我是考上艺术学院美术班的第一个女生；二是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，我是第一个被学院破格录取的妈妈学生；三是在全班28个学生中，我是基础知识最差的一个学生；四是这多年来，我不管工作再忙，但从未荒芜画事，先后创作各类艺术作品数千幅，是第一个携带百余幅作品回校汇报展出的学生。

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当年学院到哲盟去招生的刘化非老师和乌云老师，是他们俩力排众议，才录取了我这个特殊的学生。因为我在1958年上初一时就结了婚，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，所以当我接到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但激动之余，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痛苦的抉择：是放弃学业，还是丢下尚在襁袍中的儿子，到千里之外去求学。最终我选择了后者，但对我的选择，我的公婆、母亲，包括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，都竭力反对，尤其是我的公公和婆婆，一边伤心落泪，还一边“骂我”心狠。说实话，面对亲人的劝阻和刚满周岁的幼子，我左右为难，甚至曾一度产生了放弃求学的想法。但就在我面对亲情和学业进退两难的时候，我远在广州部队服役的丈夫却给了我坚定的支持，他写信鼓励我，“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，都不要放弃这难得的机遇。”也正是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，我才最终战胜自我，决定丢下孩子，去完成学业。

记得离家的那天上午，孩子还在发烧住院，从医院回到家后，我便忍痛抛下幼子，含泪踏上了西行的列车。途中，由于思子心切，我奶水肿胀，泪水不断，似乎耳畔不停传来孩子寻找妈妈的哭喊，有几次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跳下火车，返回家去……火车开行一天一夜后，来到了首都北京。因在北京要等一天的火车，同学们就结伴去故宫和北海游玩，而我则孤零零地坐在天安门广场上照看行李。要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到北京啊，当时我是多么想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看首都的风景，但由于心里惦念着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我连一点游玩的心思也没有。

入学后第二天，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建校劳动，白天干活累到没怎么特别想家，但一到夜里，我就经常失眠，想家，想孩子。因为当时全国正处于困难时期，大人每天都在为填饱肚子发愁，年幼的孩子该怎么办？家里还来信告诉我，自从我离开家后，孩子天天哭着找妈妈，有时哭急了，就头往墙上撞，孩子哭，爷爷、奶奶也跟着哭……，每想到这些，我就无法入眠，通宵通宵地睡不着觉，并常常在夜深人静时，一个人跑到野外对天流泪。

但一到白天，我就装得和没事人一样，和其他同学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劳动，一起到野外写生和参加各种活动。在班里，因为就我一个女同学，而且年龄也比其他同学大几岁，所以，同学们都叫我“董大姐”。但就是我这个大姐姐，虽然学习很用功，但由于基础太差，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是全班倒数第一。为此我感到非常难过，但老师和同学们却没有一个人瞧不起我，而且他们还都乐意帮助我，也正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和鼓励下，使我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，并逐渐赶上了学习好的同学，直到毕业，不管是理论课，还是实践课，我都基本保持在中上游的水平。

记得当时最艰苦的季节是在冬天，尤其是冬天的野外写生课，我们常常顶着满天大雪，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，步行到呼市南门外写生，站在没脚深的雪地里，一支起画架，就忘记了时间。由于太过投入，手脚冻木了，身子冻麻了，都浑然不觉。有很多同学的手脚被冻烂了，有的甚至落下了终身疾患……，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，我们四年如一日，无怨无悔地一路走来，用顽强的毅力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，在战胜了自我的同时，也经受住了缺衣少食和严寒疾病等各种考验，圆满地完成了学业。

1964年9月，美术班班18名同学怀揣着各自的梦想，走出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大门，我们都为即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而感到高兴和激动。但一回到通辽（市），我却为自己的工作担忧起来。因我是个女同志，还带着小孩，加上营养不良，骨瘦如柴，又体弱多病，所以联系了多家单位，却没有一家单位愿意接收我。直到一年后的1965年10月，我才作为一名编外人员，被分配到了通辽市文化馆，做一些诸如收发报纸和打扫卫生的杂务。但即是这样，我也感到非常满足，毕竟从上班的那天起，我总算有了一份工作，我为此感到欣慰和高兴。

1966年8月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，在这场殃及全国的大革命中，我这个学美术的学生终于被排上了用场。在以后七八年的时间内，我利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，在通辽市创作了大量以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宣传画、油画、版画和连环画。繁重的绘画工作和广泛的创作内容，使我的绘画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，也受到了当时有关领导和广大市民的好评和赞誉。

1973年6月，我批准随军后，被调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文化馆工作。1976年1月，我又参加了洛阳市西工区文化馆的组建工作，并从文化馆一般工作人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，先后担任西工区文化馆馆长和党支部书记。洛阳地处中原，十三朝古都，文化底蕴深厚，书画强手如林。在文化馆工作的数十年间，我一边从事基层文化工作，一边虚心向名家求教，见缝插针，笔耕不辍，在悉心研习西画的同时，学习中国画技，并多有长进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，河南省民间美术学会理事，洛阳女子书画院副院长。

在家庭生活中，我作为妻子、儿媳和母亲，也经历了诸多艰辛和磨难。尤其是从1973年到2006年这33年间，我上有公婆，下有儿孙，婆婆1985年病倒后，瘫痪在床10年，我悉心照料了10年，端屎端尿，喂汤喂药，直到把婆婆和公公养老送终。因孝敬公婆，关爱儿孙，我的家庭多次被评为洛阳市“五好家庭”，我也曾荣获洛阳市 “敬老好儿女”二等奖。从1999年开始，我又悉心照料身患尿毒症的丈夫，直到2006年6月丈夫不幸离我而去。

1991年9月，也就是在我走出内蒙古艺术学院大门28年后，首届内蒙古国际那达慕大会在呼市举行，我作为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，第一个携带百余件美术作品，由儿子开车，专程从洛阳赶往呼市，为大会助兴，并在学院汇报展出。在呼市期间，自治区文化厅、内蒙古艺术学院、内蒙古文化艺术干部学校、内蒙古美协等单位联合为我举行了“董凤茹绘画创作”大型座谈会。内蒙古日报、内蒙古艺术学院院报均给予了长篇报道。此次展出，也受到了有关领导、书画界同行和广大参观者的好评。

1993年12月，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，我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，以毛泽东主席肖像画为内容，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，创作了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雕塑等63件作品，并在央视“夕阳红”栏目中播出，受到了全国电视观众的注目。

缅怀峥嵘岁月，令人感怀；展望美好未来，更让人感动。如今我虽已年近古稀，但作为内蒙古艺术学院首届美术班毕业的一名学生，在母校喜迎五十华诞的欢乐日子里，我从数十年创作中精选的200余幅作品――《董凤茹画选》（上、下集）也集结出版，又历时数月，精心创作了一幅《洛阳牡丹》，一并献给我的母校，以表达一个学生对母校的深深敬意。

愿我的母校――内蒙古艺术学院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为祖国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人才；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！